【内容提要】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论证经济法独立地位的逻辑基础，本文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为论述起点，对经济法的内涵进行了阐释，分析了经济法的独立性，在此基础上剖析了经济法的社会性之法律属性。
【关键词】 经济法 经济法的独立性 经济法的社会性
一、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及内涵阐释
（一）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解读
经济法依存于经济社会，因而，与其调整范围相交叉的部分也一定是并存于经济关系中，如果回归到经济层面，则我们可能分化出上述的交叉不同之处。经济学上有一种简洁的模型，即将经济社会划分为两个部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相对应的这两个领域有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两种产物形态。
从市民社会的角度来看，公共领域的产品就是为了弥补私人领域产品的不足而产生的：因为私人处在市场中，仅依靠市场被动反映提供出的信号而再调整，从而维系市场的各种经济流转，但显然私人理性不足，市场信号的反馈损耗带来的失真、滞后性，限制了这种再调整的效率，这就要求公共领域的介入，通过较为温和间接的公共产品媒介，还原上述的调整。
这种公共解决指向不是特定的市场个体或市场事件，而是一种不确定的社会主体，潜在的全局性的经济事件，我们发现这种目的与经济法的适用目的是完全一致的，这种竞合不正说明上述公共产品的涉及范围就是经济法的调和对象，同时公共产品又拥有一种单向的而非双向互动的面向不特定的社会群体的指向性，正是这种单向指向，我们再一次与经济法的单向性得到印证。
而私人领域，则是基于个体的意志的一致和自由表示来完成其自我的价值运作的，这里没有也不可能有公共性目的的直接体现，个体的利己特性只会使他们处在特定的游戏规则下平等（当然也会不平等）地相互为特定的经济行为。
因此我们看到这种强调合意的平等主体的行为，如果引入契约来实现，毫无疑问就是与民商法相统一的，而明显的是契约就是上述私人领域的主流交易运作手段，而其双向特性更是民商法的内在特性体现。
（二）经济法的内涵阐释
经济法是指产生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的意志的法律新兴部门。它所要实现的目标是综合运用国家权力或宏观调控手段以不断解决个体的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兼顾效率与公平，从而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社会的良性发展。
经济法起源于本世纪初，它是市场经济在欧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法律结晶。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规范肇始于美国，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学者们才使用"经济法"一词，并由此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经济法的发展。世界各国均从自己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出发，依据现实的经济、社会、文化、历史、法律传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济法体系。
考察世界各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经济法具有显著的地域性和与一国政治经济政策密切联系的特征，比较西方经济法与中国经济法独立于其他传统法律部门的发展历程，对这一特征的认识将更为清晰。其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学说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失灵而制定的调整需要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经济法的独立性之分析
（一）经济法的地位
经济法的地位问题是经济法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它指的是经济法在法的体系中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以及它在法的体系中的重要性的问题。经过了近二十年的争论，人们对经济法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经济法已被普遍认为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占据其一席之地。
经济法不但是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法的部门。法律部门的划分应当根据调整对象来划分。一个国家之所以有许许多多的法律部门，是因为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多样性。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对象（即社会关系）的不同，可以将一国现有的法律规范划分为若干类，每一类就是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
因此，每个独立的法的部门都必定有其特定的调整对象，为了对这些特定的对象加以调整，就需要通过各种手段或者方式来进行。如果没有特定的调整对象，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而没有特定的调整手段，不一定改变某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的地位。因此，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应当是调整对象，而不是调整手段或方法。
（二）经济法的独立性地位
经济法到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关键是看经济法是否具有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经济法具有自己的调整对象，并且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特定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进行了探讨。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包括经济管理关系、维护公平竞争关系以及组织管理性的流转和协作关系三类。
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可以具体界定为四类：国家经济管理关系；市场运行关系；组织内部经济关系；涉外经济关系。 还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具体分为企业组织管理关系、市场管理关系、宏观调控关系和社会保障关系四类。
不管人们对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存在怎样的差异，或者在表述上有怎样的不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经济法具有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它调整的是特定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是有一定范围的，而不是一切经济关系，即不象有的人所想象的经济法就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
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的观点之所以是错误的，就是因为调整经济关系的不只是经济法，实际上基本所有的法都从一定程度上调整经济关系。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其中就包括经济关系；行政法、刑法等实体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关系进行调整。
笔者认为，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限定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的过程所发生的经济关系是比较科学的。也即杨紫煊的“协调论”。通过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企业组织管理关系、市场管理关系、宏观调控关系以及社会保障关系。由于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必须建立活跃的市场主体体系，而在市场主体体系中，企业是最主要的主体。
国家为了协调本国经济运行，必须对企业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企业内部机构的设置与职权、企业的财务会计管理等，绝不能管得过多，过死，但又不能撒手不管，而应该进行必要的干预。这个过程形成的经济关系简称为企业组织管理关系。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必须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这就要求实行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打破条块分割、封锁和垄断，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市场本身是无法消除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要实现这个目的，必须通过政府进行干预，加强市场管理，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简称为市场管理关系。
所谓宏观调控关系，指的是在国家宏观调控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一个国家为了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保证重大结构和布局的调整，就必须对国民经济的总体活动进行调节和控制，从而防止或者消除经济中的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调，更好的将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
同时，为了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维护社会稳定，是社会成员在遇到风险后能够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货架还必须通过强制手段进行干预，建立强制实施、互济互助、社会化管理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简称为社会保障关系。所有这四个方面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干预、调解或者管理关系，而是这几方面的综合利用。因而国家协调论能够更好的反映经济法调整对象的本质特征。当然，在社会保障关系是否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这点上，学界并未达成共识。
（三）经济法的独立性地位之体现
经济法是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法的部门，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国民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杨紫烜教授在《经济法》一书中总结了经济法在国家经济建设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1.它有利于我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目标。2.它有利于引导、推进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3.有利于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4.能够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因此，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没有经济法，将无益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目前，中国已经制定了60多件经济法相关法律。由于这些法律的制定，中国已经形成了经济法的基本框架。今后的主要任务：一是制定规范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运营方面的国有资产法；二是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方面的立法，制定外汇管理法等；三是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制定反垄断法、反倾销和反补贴法、保障措施法等；四是修订预算法、审计法、个人所得税法、土地管理法等；五是促进西部发展的西部开发法、财政转移支付法；六是应当总结国务院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制定的有关税收方面的行政法规的实施情况，及时将成熟部分上升为法律，制定税收基本法。进而完善这一法律体系，使经济法在规范政府行为，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促进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三、经济法的法律属性之剖析
经济法调整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管理关系，并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其首要价值目标。经济法的社会性体现在其调整对象、调整机制和法益目标上。经济法的社会性是通过确认自由、公平竞争和公正交易的规则以及确认宏观经济管理规则而实现的。经济法的社会性和民商法的私人性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一）经济法社会性的内涵及价值
经济法的社会性至少包含这样的含义：经济法调整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管理关系，并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其首要价值目标。社会性，指的是一种普遍性而非特殊性，一种全局性而非局部性，一种大众性而非个人性。同时社会性也与公共性、公益性和干预性相联系。经济法社会性的凸显，既是现实经济生活的需要，也是法律自身不断分化和完善的结果。
民法以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为己任，注重保护私人的利益，具有私人性；商法以调整平等商事主体之间的商事关系为已任，注重维护商人的营利，具有营利性。显然民法和商法囿于自身的调整对象、调整机制和法益目标，无法调整具有社会性的经济关系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新的法域来满足相应的法律调整需求。“从私法观察角度出发所看到的经济关系，不过是两个私人之间以互相平等为前提的关系。这种观点忽视了第三者，即在任何经济关系中都是最大的利害关系人：公众。”。
事实上，实践却证明了追求自己利益的人们大多并不能自发的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相反的，往往破坏社会公共利益，诸如垄断、不正当竞争、污染环境、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串通定价等等。“看不见的手”也无法解决宏观经济领域的问题。无论是作为私法一般法的民法还是作为私法特殊部分的商法，都只能调整私人之间的关系，并无力顾及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国家以社会公共管理者的身份，对经济生活加以干预，在充分尊重私人利益的基础上，致力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并由此产生了不同于民法、商法的法域，这就是经济法产生的动因及其社会性的根源。
金泽良雄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协调性要求，认为，为了填补市民法所遗留下来的这方面的法律空白状态，就需要国家的干预。社会协调性的要求，并不是‘无形的手’，而是通过‘国家的手’，实际的去弥补空白状态。” “经济法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为了以‘国家的手’（代替‘无形的手’）来满足各种经济性的，即社会协调性要求而制定之法。” 这些论述，精辟的指明了经济法产生的经济和法律根源，并着力强调了经济法的社会协调性；换言之，即使是“国家之手”的运用，其着眼点仍是经济的社会协调性，而不是片面强调国家的意志或者利益，当然更非民法或者商法所竭力维护的个人利益；经济法的社会性或者社会法的性质凸显。
政府是仅仅把经济法作为其强化对经济的管理，扩大自身权力的工具，使其在“依法”的幌子下，“合法”的对企业施加非理性的干预和控制，满足自己的权力偏好；还是真正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又不致于过分限制私人自由及窒息私人活力着眼来设计经济法；显然是立法者必须认真加以对待的问题；这也是经济法正当性与否的主要标准。“只有在实现普遍利益或公益所必需的时候，才能允许对个人施以强制；此乃自由传统的一项基本原则。” 经济法也必须奉行这样的原则。
现实中，经济法的立法确实存在着一种异化的倾向，在强化政府权力的同时并没有足够的防止权力滥用的法律措施，在设定市场主体义务的同时，忽视对其权利的保护。因此，尽管经济法是“确认和规范政府干预经济法之法”，“经济法主要是通过国家权力特别是政府权力来统制经济生活，具有权力干预权利的公法特征”； 强调经济法的社会性而不是国家性，强调经济法是社会经济管理法而不是国家经济管理法仍然意义重大，这将决定经济法存在的道义上的合法性，并决定其命运和实施效果。
（二）经济法的社会性之体现
经济法的社会性主要体现在：
1.从调整对象看，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具有社会性。尽管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范围存在不同的学说，例如，国家协调说、国家调节说、需要国家干预说、管理协作说和社会公共性说等学说；如果从实质内容上看，这些学说所展现的经济法体系和范围，则是基本一致或者正在趋向一致。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可以概括为经济管理关系；同时这种经济管理关系，又具有社会公共性。
无论是市场规制关系，还是宏观调控关系，都具有社会性。前者并不在于规范具体当事人的交易关系，而主要着眼于构造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矫正市场中的反竞争行为，以法律的手段为市场机制的发挥创造条件；规范商事主体的竞争行为并且保证交易的公正。后者则侧重于规范国家的宏观调控关系，目的在于确认和规范政府宏观调控的实施主体、宏观调控的手段以及宏观调控的效力和当事人的具体权利义务，保证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实现，实现国民经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
无论是市场规制还是宏观调控，均是国家经济职能的重要体现，它必须借助于政府的力量；同时政府这种经济职能的行使必须建立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基础上，以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为其出发点和归宿。虽然经济管理离不开行政权的作用，但经济法视野中的经济管理已不是一般的行政管理，而是国家以社会公共管理者的身份着眼于维护经济发展所需的秩序和共同条件的公共管理。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融社会性与管理性于一体；社会性寓于管理性之中，管理性是外观表现，社会性则是实质内涵。
2.从调整机制上看，经济法采用社会整体调节机制，体现社会性。经济法既不表现为对某个自然人和法人的直接控制，也不表现为对某个自然人和法人的个别保护，而是以承认并维护自然人和法人的独立地位为基点，着眼于社会整体的市场管理和宏观经济管理。 经济法注重通过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以体现国家对经济的适度干预并保证经济法的实施。经济法的实现除了依靠当事人自觉守法外，政府的监督和强制是经常的；即通过行政权力监督市场主体遵守经济法的义务；同时，在当事人出现违法行为时要求其纠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
这在我国的经济法中表现尤为突出。经济法中也不排除民事责任，而这种民事责任又不完全等同于民法中以补偿性为基本特征的损害赔偿。例如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8条所规定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欺诈行为时的双倍赔偿责任，美国反垄断法上所确立的所谓损害额三倍赔偿及其判例法中确立的缺陷产品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均体现了不完全等同于民法的理念。这种惩罚性的赔偿责任，体现了立法者的政策考量，“它具有补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等多重功能。” 这种惩罚性的赔偿冲破了私法中等价有偿的价值观念，强调惩罚、教育、安抚等社会功能，显示了强烈的社会性色彩。在经济法的实施中，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建立我国的经济公益诉讼制度；认为，经济法作为调整关系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经济关系的实体法，需要有与自己精神完全一致的审判程序。
笔者对此表示赞同。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可以国家机关作为代表在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违法行为侵害时，向法院提出诉讼，使国家或者受害人得到相应的赔偿；也具有明显的社会公益性。将刑事责任引入经济法，例如美国的反垄断法直接规定了刑事责任，也是经济法社会性的表现之一；它表明了经济法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的否定性评价。无疑，经济法的社会整体调整机制具有综合性，与民商法主要依靠当事人意思自治、设立民商事法律行为，依靠当事人发动争议、法院“不告不理”的纠纷解决方式等调整机制相比，更为丰富和灵活，也是其社会性而非个人性的重要表现。
3.从经济法的法益目标看，经济法的法益结构也凸现了其社会性。与民法、商法不同，经济法追求在协调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基础上，社会公共利益优先的法益结构。经济法承认社会公共利益的独立性并将其作为自身保护的首要利益，具有进步性。“社会成了与国家相对立的一个私人领域，一方面，它清楚地从公共权力中分化出来，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风险之中，生活的再生产超出了私人家政的限制，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成为一种共同关心的对象。”。经济法将社会公共利益作为自己法益结构中的首要利益，适应了通过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而实现从总体上保护自然人、法人利益的需要。
经济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个体的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国家干预以纠正市场主体的不当行为而产生的。经济法对权利义务的配置主要不是着眼于交易双方利益的衡平，而是使个人的行为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维护公平竞争也好，规范宏观调控也罢；其目标都是社会公共利益。“无疑，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可以建立一种秩序，使公民个人利益、法人个别利益、国家利益最大限度的得以实现，但同时又使这诸多利益实现的任意性得到节制” 如果说，民法中的“帝王条款”或者“帝王原则”是诚实信用，则经济法的“帝王原则”应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原则。民法是私法，调整私人之间的关系，以调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为其根本任务，诚实信用原则的遵守，最能保证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实现和利益的平衡。经济法为公私融合之法，或主要为公法，无论是对于执法者的国家机关而言，还是对于经济法所规范的市场主体而言，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原则指导和约束自己的行为，无疑最能实现经济法的目标。
四、结语
中国经济法要确立社会自治、政府服务、国家与社会相融合的理念。长期以来，我们奉行的是国家对社会进行控制的经济法理念，没有为社会经济法主体的自治留下相应的空间。政府作为国家的代理人始终将自己摆在管理者、调控者甚至“操纵者”的位置上，缺失政府服务的理念。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原来是一种在国家控制下的融合，现在应当强调社会独立性前提下国家与社会的和谐。
在此情形下，经济法之社会性的法律属性研究有利于经济法在构建国家与社会的和谐过程中发挥有效作用。
鄂公网安备 42080202000190号